襄阳涉外律师
为了进一步优化襄阳市营商环境,提升襄阳涉外法律服务水平,襄阳市商务局曾联合市司法局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多起涉外法律服务座谈会,并多次前往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湖北文理学院、律师事务所等地开展涉外法律服务调研活动,亦有部分涉外经营企业向商务局主管科室反映与咨询跨境法律纠纷寻求解决方案,现结合相关座谈会纪要、调研情况和企业咨询记录等参考材料,我们对襄阳涉外法律服务情况进行简要梳理。
一、涉外法律风险意识不足
在前期座谈会和走访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本市大多数涉外经营主体(含进出口贸易公司、跨境电商企业)不太重视涉外法律风险,无事先预防思维,仅仅在遇到涉外法律纠纷时才会尝试咨询律师等法律服务机构,不能够做到未雨绸缪。
另外,前述涉外经营主体的管理层大多不直接参与涉外律师聘请工作,且过于依赖国内交易经验从事涉外业务,导致企业在跨境交易中不可避免出现许多风险和问题。
二、涉外法律服务投入不够
如前所述,我们发现本市许多涉外经营主体法律服务付费意识不足,大多数没有聘请专门的涉外律师作为法律顾问,有部分涉外企业甚至没有聘请律师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合同审核、账款催收、争议解决等仅仅交由企业的销售部门或行政部门等非专业人士处理,隐患较大。
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襄阳某大型汽车零部件贸易公司[3]的一份中英文双语国际贸易销售合同标的额超过400万元,涉及跨境交付和海上运输,但是该公司却无专职的法律顾问,相关合同审查与修改工作仅由该公司的跟单销售(翻译)来跟进,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她们对于国际贸易术语、信用证、提单、涉外法律适用等基础性法律问题不熟悉且无深入的了解,其中的法律风险防控更无从谈起;该公司认为其货物比较畅销且交易对方系国外老客户,大概率不会出现涉外贸易纠纷,所以无需专门聘请律师尤其是双语涉外律师来提供法律服务,这种行为无形中增大了后期发生跨境贸易纠纷的风险。
另外,在我们的调研活动中发现,许多准备“走出去”的进出口企业或跨境电商公司未在法律层面上做好准备,比如:跨境贸易是否需要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或独立的外国公司主体(绿地投资或股权并购)、相关产品出境前是否需要申请目标国家或地区的认证或资质、是否需要事先在目标国家进行知识产权布局、是否需要聘请熟悉中国和目标国家地区的涉外律师全程跟进企业出海活动等问题亟待解决。
三、涉外法律纠纷应对不当
鉴于本市许多进出口企业在前期未雇佣专业涉外律师进行跨境交易的基础协议或合同的审查、修改,未对交易本身风险进行合规把控,加上语言不通且不熟悉境外法律和司法机构裁判规则,不能够及时协调境外律师(中外双律师模式)协作办案,导致后续在出现跨境贸易纠纷时应对失策,临时抱佛脚,得不偿失。
例如:在本市某汽车零部件销售公司的一起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纠纷中,我们发现该公司未与外国购买方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或协议,仅仅通过网络交流软件进行过沟通并下单发货,未对双方之间的主要权利和义务进行事先约定,更没有对跨境纠纷有关的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方式进行约定,导致近500万元的货款和经济损失至今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该公司的法律顾问(非涉外律师)根本不了解国际争议解决规则,曾经尝试在中国内地法院起诉境外购买方主体,后来因为涉外送达问题不顺畅至今悬而未决。退一步说,即便该案在中国内地顺利审理并获得胜诉判决,但是案涉被告在中国境内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且该公司在启动境内诉讼前并未有效评估中国内地的判决结果是否可以在境外得到承认和执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讼时效和胜诉可能逐渐灭失,这将进一步导致该公司丧失及时解决争议和得到赔偿的机会。
另外,部分襄阳跨境电商公司在境外主流电商平台上遇到侵权投诉或索赔纠纷时,往往因为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和不熟悉纠纷解决方式而应对失措:是否可以通过平台申诉解决,怎样搜集证据回击境外索赔方的权利基础,是否需要针对外方的索赔律师函进行正式回应,面临境外诉讼时是否需要聘请涉外律师进行应诉及提起反诉等。
如:本市某主营跨境电商业务的公司曾反映此前在Amazon平台店铺收到美国侵权律师函后没有及时跟进处理导致账户被冻结封禁,前期投入的时间、精力无回报,且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四、本土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不足
在前期的调研活动中,我们发现襄阳本地可以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或咨询机构数量和实际能够参与的律师服务人员非常有限;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本文发稿时,在襄阳市70家律师事务所,近1,500名律师[4]中,能够真正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不超过50人。
其次,襄阳本地的商事仲裁机构和司法机关亦未在真正意义上受理和裁判过涉外贸易纠纷案件,无典型性判例可供参考,最终不能够形成持续和稳定的涉外法律服务输出。
最后,据我们了解,此前在多数情形下但凡本市涉外经营主体面临不可避免的跨境法律纠纷时,宁愿忍受远距离沟通不便和高报价,但他们的首选法律服务提供地仍然为远在北京和上海的律师事务所,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襄阳本土涉外律师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陷入无案可办的死循环。
五、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路径
首先,建议由市政府主导,带领下辖各相关主管机关单位大力宣传涉外法律知识,推动涉外律师服务进企业(涉外主体)宣讲与培训活动,培养和提高相关外贸企业的涉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其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议从政府层面通过招商引资或人才引进吸引更多涉外法律专家、人才(法学教授、仲裁员、律师等)进入襄阳工作,快速提升襄阳本土人员的涉外法律服务水平。
再次,建议相关涉外行政职能机关在市政府引领下协调襄阳本土高校(如湖北文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襄阳校区、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襄阳校区)开展理论研究工作,结合襄阳本土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开展相关专业研究,同时开设法律与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为后续解决涉外实务争议提供智囊作用和人才输出。
最后,律师系站在涉外争议解决实务第一线的服务人员,且一群人走得更远,建议从政府(商务局、司法局)角度加大对本土涉外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培养和扶持,如增加业务端输出和税收优惠等,让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主动加入到襄阳本土涉外法律服务的事业中来,形成规模效应。
六、结语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政府亦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政策和要求,涉外法律服务是营商环境评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希望在市政府(商务局、司法局)的指导下,我们将持续对各项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推进,期待襄阳市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努力让襄阳本土的涉外法律服务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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